【2025清華社會學系列講座｜文字側記】
經濟社會學與台灣中小企業
講座時間：2025年05月06日 （二）14:20-17:20
講座地點：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C310會議室
演講者：鄭志鵬老師（國立清華大學通識中心暨社會學研究所合聘副教授）
主持人：古明君老師（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副教授）
撰稿人：王堉嘉（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生）
前言
本學期社會學方法論課程安排的「清華社會學」系列講座，首發邀請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合聘副教授鄭志鵬老師。在本次講座中，志鵬老師以自身的研究軌跡，引介關於中小企業研究的不同切入點。志鵬老師最初在中國進行台商研究時，焦點在分析台商如何在全球供應鏈中找到自身位置，並逐步從「被動」走向「主動」。之後回到台灣田野，其研究關注新冠疫情下生產網絡的運作，特別是制度與互信如何交織，使中小企業能夠迅速組成「口罩國家隊」。近期則轉向研究技職教育，從技能形成（skill formation）的角度探詢台灣經濟奇蹟背後的「黑箱」，試圖回答技術工人究竟如何被培養出來。志鵬老師主張上述這些研究路徑其實緊扣著經濟社會學的核心命題：全球商品鏈下的廠商位置、制度如何形塑行動者以及技能形成如何支撐經濟發展。
志鵬老師的研究歷程，早期奠基於傳統經濟社會學，著重分析廠商在供應鏈中的位置，以及這樣的位置如何影響生產過程、勞動體制與產業升級。近年則逐漸轉向技職教育，特別關注職業教育課程制度的安排與技能形成。然而，這並非是一個斷裂的轉折，而是一種「持續」的探問，研究關懷始終圍繞在台灣「中小企業」主體性的打造過程。
一、經濟社會學的開枝散葉
講座之始，志鵬老師以一張約四、五年前拍攝的照片開場。那是一棵台灣原生欒樹，種植在人社院邊坡上，紀念清大社會所產業研究的前輩吳泉源老師。藉這張照片，志鵬老師帶出產業研究的傳承脈絡。
志鵬老師指出，台灣在經濟社會學中具有特殊位置：地小人少，戰後才開始工業化，卻在1980年代後成為地緣政治的必爭之地，也因此開啟了產業研究。吳泉源老師涉獵廣泛，研究題材涵蓋半導體、網球拍、工具機、模具等，為後輩留下重要養分。
志鵬老師強調，產業研究的價值在於知識的累積與延續。對研究者而言，前輩的研究基礎，不僅是定位自身研究的基礎，也是一種「站在巨人肩膀上」的學術實踐。對他個人來說，歷史性與脈絡感是進行社會學研究時不可或缺的面向。
二、中小企業台商的身份多重性
所謂「台商」（Taiwanese businessman），指的是走向海外投資的台灣跨國投資者。台商與台灣中小企業之間的關係，可以追溯至1980年代，當時台灣的經營環境開始出現重大變化。
首先是 1984年《勞動基準法》的制定，政府正式介入勞資關係，規範工時、工殤保障、勞保制度，以及對資方的處罰機制，改變了企業的用工成本與管理模式。其次則是匯率快速升值，台幣在1980年代晚期由 1 美元兌 40 元台幣升值至 27 元，重挫以出口導向為主的企業競爭力。這兩大因素讓中小企業開始重新評估台灣的投資環境，陸續前往海外尋求發展機會，形成了所謂的「台商」。
台商最初的投資方向並非中國，而是南向東南亞；隨後逐漸「西進」中國。直到近年，蔡英文政府推動「新南向」政策，再加上疫情與美中貿易戰的影響，又出現「台商回流」的現象。這樣的歷史脈絡顯示：「不斷移動」是台商的重要特質，有人甚至形容他們是「逐低工資而居的遊牧民族」。來到中國後，中小企業的規模迅速擴大，從傳統「黑手變頭家」的小廠，演變為龐大的企業集團。
接著，志鵬老師說明了「中小企業的多重身份」。諸如代工生產（OEM），多數台商以代工為主，受制於國際買主的控制，其全球化路徑往往是被動的。還有「一卡皮箱走天下」，台商憑藉皮箱裝樣品出國參展、接單回台生產，在中國成為「世界工廠」之前，台灣就已是出口重鎮。再來是「黑手變頭家」，許多中小企業老闆來自學徒制，憑藉習得的技術自行創業，並維繫師徒間的生產網絡。最後是新時代的象徵，從「隱形冠軍」、疫情期間的「口罩國家隊」，到以台積電為首的「護國神山」與「矽盾」，中小企業的角色持續被賦予新的意義。
因此，台灣的產業研究始終帶有國際視野。雖然台灣幅員不大、天然資源有限，自第一代經濟社會學者以來，研究者都在同一個問題意識下提問：台灣經濟與企業的獨特性究竟何在？
三、台商作為研究核心
志鵬老師接著從個人相關的生命歷程出發，講述他之所以將台商作為研究對象，和自身「台商二代」的身份密切相關。老師的父親在1960年代末進入鞋廠工作，之後於1970年代創業經營針車與電繡工廠，並於1989年六四事件後進入中國東莞投資，展現出台商在國際資本撤離時仍選擇前進的韌性。為了分散風險，父親爾後也在越南胡志明市設廠，直到2010年退休。這樣的家庭背景，使志鵬老師對台商群體有切身的觀察：許多台商將「賺錢」視為人生使命與成就來源。延伸自一股對自身身份的好奇，使得老師積極投入台商研究。
志鵬老師原本出身傳播系，碩士階段才轉入社會學。由於家族經營中小企業，他一度陷入「資本家原罪」的身份焦慮，認為父親的工廠可能等同於外界經常界定的「血汗工廠」，因此一開始刻意避開產業研究。碩士論文轉而聚焦於社會福利政策，研究農民健康保險為何比軍公教、勞工保險晚了數十年才實施。他以馬克思「原始資本積累」的觀點分析，指出戰後台灣政府刻意讓農業盈餘流向工業部門，以支撐工業化，並透過肥料換股、農家賦稅等政策汲取農村資本，因而延宕了農民的保障制度。完成這份「贖罪」式研究後，他在博士階段才正式投入產業研究，重新面對自身的家庭背景與研究興趣。在志鵬老師的核心關懷裡，研究的對象就是製造業的台商。從經濟社會學的視角，他作出以下的提問：
台商如何在不確定的市場環境中控制競爭？一開始是在台灣，後來在中國，甚至到其他地方，成為一個跨國投資者，台商如何逐步穩固地鑲嵌在全球供應鏈之中，而不被淘汰？甚至在某一些領域還能夠取得領先的地位？
在志鵬老師攻讀博士學位的 2000 年前後，最令老師好奇的問題之一是：為什麼在中國改革開放後眾多外資湧入的情況下，台商卻能在 2000 年代之前表現得格外突出？相較於其他外資，台商不僅生存率高，經濟表現也普遍優於同儕。這樣的優勢從何而來？又是如何形成的？
這樣的問題意識，促使志鵬老師開始檢視既有的統計數據、新聞報導以及商業週刊的專題，並尋找理論工具來解釋台商的特殊性。進入經濟社會學領域時，最常被引用的框架之一，便是全球商品鏈（Global Commodity Chain, GCC）／全球價值鏈（Global Value Chain, GVC）。
四、從「經濟社會學」的視角出發
全球商品鏈理論由 Gary Gereffi 在 1994 年提出，其根源來自發展社會學與經濟社會學。與傳統以「國家」為分析單位的發展社會學不同，全球商品鏈將「商品」作為研究焦點，強調一件商品從設計、製造到零售的跨國生產網絡。在這條鏈上，行動者彼此相互依賴，被「鏈結」成一個跨地域的合作體系。
Gereffi 的核心論點在於，只要能在商品鏈上佔據一個位置，無論是零組件生產、組裝或設計，就有可能獲取發展動能與向上升級的契機。這種觀點，突破了早期僅強調「國家政策」的分析框架，轉而凸顯廠商在全球經濟分工中的角色。
在治理型態上，全球商品鏈大致可分為兩種類型：生產者驅動（Producer-driven）：由掌握關鍵技術的廠商主導，如航太、汽車、半導體等產業。這些廠商控制技術門檻與利潤分配。買方驅動（Buyer-driven）：由品牌商、大型零售商掌握消費者需求與市場資訊，如 Nike、沃爾瑪。他們往往不直接參與生產，卻能透過品牌與需求控制供應鏈。
Nike 的案例凸顯了這一點。早在 1980 年，Nike 就與可口可樂一同進入中國，在天津、上海與福州設廠。然而僅僅五年後，Nike 便因品質控管、物料供應、良率低落等問題而撤資。這段經驗使 Nike 認知到，直接投資在中國並非可行的模式，於是轉向「同心圓採購」策略。由台灣、韓國的代工大廠作為中介，帶領工廠進入中國或其他第三世界國家，協助管理工人與處理投資風險。
台灣的鞋業代工廠便在這樣的格局中成為 Nike 的核心供應商。台商不僅提供廉價勞動力，更在工廠治理、流程管理、勞工日常安排等層面展現了高度的組織能力。從生產良率的提升，到宿舍、食堂的秩序維持，這些看似瑣碎的「日常管理」，正是大規模代工能否如期達標的關鍵。
傳統上，台商常被視為全球化中的「被動者」，是「買方驅動」供應鏈的一環，為國際品牌代工。學界甚至以「半邊陲的手肘」來比喻台灣的處境：雖非核心，但卻是不可或缺的關節。然而，隨著半導體產業的崛起，台積電成為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台灣首次真正擁有了議價權。這標誌著台商從「被動全球化」逐漸走向「主動全球化」。
五、轉場：從中國到台灣的田野地
然而，2008 年金融危機後，中國的投資環境急遽變動。諸如兩稅合一制，取消外資的特殊稅務優惠。新勞動合同法，提高用工成本，加強勞資規範。產業升級政策，沿海政府推動「高新技術產業」，迫使傳統產業外移（騰籠換鳥）。在這些衝擊下，台商再度掀起移動潮，「大逃亡」到東南亞、往中國內陸移動或回流台灣等多重趨勢並行。這也促使老師的研究轉向，田野地從中國逐步回到台灣。
九〇年代之後，大量台商選擇外移，特別是往中國西進。但並非所有中小企業都離開台灣。那麼，留下來的這些企業是否就此消失？還是他們其實發展出新的生存方式與經營模式？這讓志鵬老師有了一個疑問：「那些沒有離開台灣的中小企業怎麼了？」。
這樣的問題意識，最初只是隱隱約約的好奇心作祟。隨着中國的田野研究環境逐漸變得艱難，這個「隱約的好奇」被驅動成為具體的研究動機。這時候，回頭選擇台灣作為新的田野地，便成了一個「自然」的轉向。
六、COVID-19下的信任關係：口罩國家隊的誕生
2020 年一月，COVID-19 首度進入台灣，隨後的三年，整個社會生活幾乎都圍繞在疫情的陰影之下。志鵬老師開始關注「口罩國家隊」的形成，當時幾位經濟社會學研究者注意到：雖然社會上對口罩議題的討論很多，但卻鮮少有學者從經濟社會學的角度切入。台灣在疫情初期每天只能生產一百八十八萬片口罩，但在短短四十天內，產能竟然躍升至一千萬片。這個跨越似乎超出了常識，於是決定追問，這件事情究竟是如何完成的？
放在全球脈絡來看，不同國家在面對口罩危機時的策略大致分為兩種。一種是依靠市場，透過國際採購解決供需缺口；另一種則是依靠生產導向，試圖迅速提升本地的製造能力。台灣屬於後者，但與中國、韓國不同的是，台灣的口罩並非出自大型企業，而是由中小企業為主體生產。這一點顯示出台灣產業結構的特殊性，正是這些分散卻富含彈性的中小企業，構成了臨時擴產口罩的社會/技術基礎。
然而，在 SARS 時期，政府與業者曾留下不愉快的合作經驗，因為疫情短暫結束後，廠商投入卻無法回本，雙方的信任關係因此受損。因此，COVID-19 發生時，政府選擇採取一種更具協調性的策略，避免直接進入市場「與民爭利」，而是努力修補信任，並且透過資源調度和政策引導，召集了近三十家工具機廠商跨界投入口罩機生產。
這批工具機業者原本彼此之間互為競爭者，彼此並不熟悉。要在短時間內讓這群「雜牌軍」組成一支國家隊，其實是一個巨大的挑戰。經濟社會學者Walter W. Powell（1990）曾經提出，經濟協調大致有三種形式：市場依靠價格，科層依靠權力，而網絡則依靠信任。台灣的中小企業長久以來便是透過網絡協作而存續，它們彼此之間的長期互動，逐步累積出合作的基礎，也因此能在緊急情況下被迅速動員。
信任的形成方式不只一種。文獻常常區分為三類：「過程型信任」來自長期的合作關係，「特質型信任」則基於共同的身份或背景，而「制度型信任」則需要第三方的介入與保障。疫情期間的口罩國家隊幾乎不可能依賴過去的合作歷史，因為時間太短，也不能完全依靠共同身份，因此最關鍵的是制度型信任。政府的介入提供了背書和仲裁，減少了業者之間的猜忌，讓他們能夠在彼此不熟悉的情況下依然合作。
除此之外，還有一種信任在此刻特別突出：情境式的信任。疫情帶來的社會氛圍，使得「防疫即作戰」成為普遍共識。廠商和工程師因為這份共同使命而暫時放下利害衝突，甚至透過Line群組公開進度，彼此在榮譽與面子壓力之下加快生產。最終，超過三千人次的工程師參與其中，透過模組化流程和跨廠分工，將原本鬆散的力量轉化為一支真正的「國家隊」。
這個研究的貢獻在於指出：生產這件事情不會只有強調效率或利潤，信任的重要性不應被漠視。經濟社會學關注的是市場的控制，如何去控制競爭這件事情 。因此，信任在此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 ，這也正是經濟社會學跟主流經濟學對話的出發點。
志鵬老師真正開始研究技職教育，是在完成中國與台商相關研究之後的一次轉向。台灣的技職教育體系龐大，但在學術關注上卻長期處於邊緣，其重要性與其規模恰成反比。2017 年，老師帶著家人到台東旅遊，順道拜訪了公東高工。最初吸引老師的是校園內的建築。接著看見校門口一整面已被日曬雨淋而褪色的紅榜單，記錄著學校在國內外技能競賽上屢獲金牌的佳績。這讓老師感到驚訝。在一個教育資源並不充足的地方，竟然能夠透過技職訓練培養出國際競賽的冠軍選手。這份好奇，開啟了對台灣技職教育的研究。
隨著研究推進，老師開始意識到「技能形成」（skill formation）的角度，正是台灣社會學研究裡少有觸及的視角。台灣的經濟發展往往被解釋為「發展型國家」的成果，但若沒有足夠的基層技能工人（skilled workers），再頂尖的技術也難以落地。那麼，這些技術工人是如何被培養出來的？過去的解釋，如「黑手變頭家」的故事，雖然鮮明卻不足以支撐台灣高速工業化的人力需求。事實上，大量的技能工人是透過職業學校訓練制度被培養出來的。
在戰後的教育政策中，國家刻意透過分流制度，將多數國中畢業生引導進入高職而非高中。只有少數成績優異者能進入高中升學，大部分學生則被導向職業訓練，畢業後直接進入工廠，成為基層技術工人。這套制度安排迅速補足了工業化所需的人力，也形塑出台灣技職教育的特殊地位。
更深入檢視課程制度，可以發現技職教育並不是單純的理性設計，而是各種制度遷移與在地行動者互動的結果。1990 年代之前，台灣曾引進多種制度模式，包括行業制、建教合作、群集課程等，背後牽涉美國與德國兩種職業教育系統的競逐。台師大與彰師大分別成為兩種制度的在地協力者：前者承襲美式路線，強調學術理論；後者則多由赴德受訓的師資組成，注重實務操作。這些制度引進的背後，是台灣作為後進國家對先進工業體系的追趕與焦慮，也是地緣政治競爭與在地制度折衝的結果。
若將台灣放入比較視野，全球的技能形成體系大致可以分為自由市場型、國家主義型、部門化型與集體主義型。台灣常被視為國家主義型，但老師的研究顯示，台灣更接近「依賴型發展」的脈絡。在制度設計上總是不斷借鑑先進國家，希望快速追趕並避免淘汰。這種焦慮深刻烙印在課程制度與教育政策之中，也使台灣的技職教育展現出高度的模仿與變異性。
當然，這個研究還留下許多空白。例如，1986 年之後的課程制度演變仍有待補足。再如，全國技能競賽制度雖設計為勞動力分級機制，但在實務上卻逐漸淪為升學工具，導致證照泛濫與貶值，這背後揭示了制度邏輯的轉變。
八、提問與討論
在講座的提問環節，有同學關心口罩國家隊的後續發展。徐苡慈（清大社會所碩士生）請教的問題是：當時因為疫情的緊急狀況，業者之間產生了所謂「情境式的信任」，但隨著疫情消退，這樣的信任與合作是否也隨之消失？政府是否持續推動他們轉型，或是像當年一樣替他們安排新的任務？
志鵬老師的回應是，緊急狀態固然是瞬間的，但它可能會被轉化為一種經驗，進而凝結為非正式的社會結構。換言之，雖然疫情結束了，但當時的合作經驗可能會成為未來面對新危機時的重要參照。就像 SARS 的經驗曾為 COVID-19 的防疫奠定基礎一樣，這些臨時形成的合作網絡與信任關係，可能成為下一波緊急狀況時的資源。老師補充，目前台灣已經囤積了近十億片口罩，即便未來再出現類似 COVID-19 的疫情，防護資源也不會短缺。更重要的是，工具機業者因為那次合作，逐漸發現彼此並沒有想像中那麼競爭，甚至在疫情後創造出一些新的合作機會。這種可能性並不是由單一廠商主導，而是從具體的合作經驗中萌發，而且廠商也體認到 TMBA 這樣的產業公會也可以在其中扮演促進協調的重要角色，這一切都成為產業界的共同學習成果。
藍琨皓（清大社會所碩士生）則追問：既然我們談的是比較成功的案例，那麼那些無法被「再活化」的產業是否仍有研究的價值？還有「建制民族誌」與「經濟社會學」的差異為何？
志鵬老師指出，這裡涉及「倖存者偏誤」的問題。產業研究往往傾向於聚焦成功案例，因為它們容易提供正面的故事線索，讓人看見「如何成功」。然而，失敗的產業或企業同樣具有研究價值。它們或許揭示了制度限制、政策矛盾或市場結構中的隱形代價，這些往往比成功更能解釋制度如何運作與變化。至於「建制民族誌」與經濟社會學中的「制度分析」是否相通，老師認為兩者確實有交集。制度會隨著時間而改變，變化可能是漸進的，也可能是斷裂式的，而不同的變遷路徑將帶來不一樣的制度後果。建制民族誌關注的是制度如何在日常運作中被實作與維繫，經濟社會學則關心制度如何影響行動者的選擇與經濟秩序的生成。兩者之間具有對話的可能性，甚至能互補彼此的不足。
總結來說，口罩國家隊的故事提醒我們，緊急狀態下的合作不必然隨危機消散而消失，它可能沉澱為長期的社會資源。而產業研究也不能僅止於成功的案例，失敗與消失同樣值得深入理解，並進行比較研究。這些經驗不僅幫助我們理解制度如何變化，也能提供下一次危機時的合作可能性。
九、總結：不該缺席的產業研究
志鵬老師始終認為，產業研究在社會學的領域裡不應該缺席。產業是台灣經濟發展的重要基礎，但學界對它的關注卻遠遠不足。與許多研究能以個人經驗為出發點不同，產業研究往往需要重新建構認識產業發展的知識體系，面對龐雜的結構與制度，這使得它顯得不容易。然而，正因如此，更需要有人投入其中，去描繪產業背後的社會邏輯與發展脈絡。老師希望能鼓勵更多人投入這個方向。因為產業研究不僅能揭示經濟的核心問題，它同時也能展開出許多社會學的討論。從勞動、教育、國家政策，到全球化與地方社會的連結，產業都是一個迷人而豐富的切入點。
閱讀書目
鄭志鵬、潘美玲、謝斐宇，2025，〈網絡如何動起來？COVID-19疫情下台灣口罩機生產網絡重組過程分析〉，《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37(3)：609-648。
鄭志鵬，2020，〈依賴發展型技能形成體制：重訪台灣工業職業教育制度的歷史發展與轉變（1949-1986）〉，《台灣社會學》40：1-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