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清華社會學系列講座｜文字側記】
社會學之眼，或受觸動之身
講座時間：2024年5月13日（二）14:20-17:20
講座地點：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C310會議室
演講者：曾柏嘉老師（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主持人：古明君老師（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副教授）
撰稿人：陳映蓉（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生）
一、前言
113學年度社會學方法論安排之清華社會學系列講座，曾柏嘉老師以「社會學之眼，或受觸動之身」為題，向同學們分享其研究興趣、採用的研究進路，以及從碩士班至今的學思歷程。
老師首先說明自身的研究關懷與研究問題聚焦於HIV感染者的處境、運作於HIV的權力脈絡，以及科技與科學在HIV的政治中扮演的角色。接著老師分享其研究進路，包含STS與醫療社會學、性／別研究、全球民族誌，並以兩篇論文說明其研究興趣與上述研究進路於HIV研究中的應用。最後，老師梳理其碩士班以來的學思歷程，分享影響其研究關懷的經歷、研究過程中的情緒以及與田野、報導人之間的關係，並提出vulnerability as method作為方法論上的思考。
二、研究關懷與研究問題：HIV感染者的處境
1986年台灣發現第一個本土愛滋案例後，2004、2005年因靜脈注射，台灣的愛滋病例達到高峰期。隨著政策轉變與科技發展，2017、2018年至今愛滋感染案例持續下降。相較於其他國家，台灣的防治成果相當不錯。然而在防治成果、政策、科技的背後，是一個個活生生的HIV感染者。HIV的議題往往涉及諸多因素，進而交織構成許多HIV感染者的生命故事。
柏嘉老師的研究關懷正是探問權力如何在HIV上運作，治理與權力如何影響HIV感染者的處境。老師提出幾個其HIV研究中的主要問題：權力如何在HIV上運作與轉變？權力如何形塑HIV感染者性別、階級、族群、性傾向、國籍等身分差異？感染者如何生活？HIV的醫療、照顧工作與社群支持網絡樣貌為何？愛滋社會運動的樣貌為何？科技與科學在HIV政治中扮演什麼角色？
三、研究進路：STS與醫療社會學、性／別研究、全球民族誌
柏嘉老師在HIV研究中採用了三種研究進路，以回應上述的研究關懷與問題，分別為STS與醫療社會學、性／別研究、全球民族誌。
從STS與醫療社會學的進路出發，得以看見疾病與健康的社會建構與權力運作，以及物質性如何介入感染者的實作。醫療社會學的實作轉向批判宏觀的決定論，轉而關注個體的實際行動以及實作的展演性。物質轉向與本體論轉向，則挑戰社會／自然的二分，將肉身和物質的面向帶回醫療社會學的研究中。因此在STS與醫療社會學的研究進路中，關注疾病、身體、身份認同、醫療科技、政治、經濟、文化等如何相互形塑。
從性／別研究的進路出發，柏嘉老師指出HIV的實作是性別化的，且實作不只是男性與女性的分別，而是多元的、涉及多樣的社會關係與歷史脈絡，因而也是動態的。性別與階級、族群等因素交織影響了HIV感染者的處境。此外，在性／別研究的進路中，老師將HIV視為一種政治。國家的公共衛生計畫是立基於特定的性別化主體構想之上，由此區分出常規與非常規，進而納入某些主體並排除其他主體。
全球民族誌的研究進路則受到博士班的指導老師所影響。全球民族誌回應90年代第一波全球化研究的觀點，指出社會存在於多個社會尺度上，且宏觀尺度具有某種程度的穩定性。因此從全球民族誌的研究進路出發，能夠看見宏觀的全球化如何與在地觀點和實作互動，並以不盡相同的方式生根。應用於HIV的研究，則能夠看見不同尺度的力量如何相互影響，而台灣的HIV政策又如何與全球力量互動。
綜合以上研究進路，柏嘉老師在研究中發展出愛滋體制的概念，以及指出宏觀社會力量與物質性的共同運作。
四、HIV研究的學術成果：服藥的意涵與生物經濟體制
柏嘉老師以兩篇文章分享其研究旨趣與研究進路之應用。
“Subordinated Agency: Negotiating the Biomedicalisation of Masculinity among Gay Men Living with HIV.” 一文探問對於男同志感染者而言，服藥的意涵為何，又如何在服藥的過程中協商性別秩序。在政策的推動之下，台灣的服藥率大幅提升，而政策的背後，是感染者服藥的實作。服藥不僅是一個健康的行為，更是性別化的行為，且其性別意涵必須放在歷史脈絡中理解。因此老師爬梳HIV在台灣的政策與論述發展，並回應其如何影響性別化實作的意涵。
老師將國家的愛滋治理政策分為三個時期：道德化的AIDS、醫療化的AIDS、生物醫療化的AIDS。道德化的AIDS區分出常規／非常規的性別實作，並認為愛滋防治必須要減少「不正常」的性別實作。醫療化的AIDS則是欲藉由醫療化的方式治療、矯正感染者的「不安全」、「不回診」行為。此一時期，醫療的管轄權擴大到個體行為上。然而許多感染者因社會汙名而不願服藥，同時藥物的副作用也使感染者降低服藥意願。部分醫療觀點可能忽略了感染者對藥物的不同理解，以及病患所處的社會脈絡。而拒絕服藥正是感染者為了維持生活可能性的手段。生物醫療化的AIDS強調治療作為預防，服藥被賦予公共衛生的意涵，而愛滋被強調為一般的慢性病。在生物醫療化的論述下，男同志感染者產生新的服藥動力，老師將其稱為motivated masculinity。服藥不只是在促進個人的健康，並且透過服藥可以避免揭露感染者身分，以展現對於社會生活的掌握力。該篇文章結合性／別研究、醫療社會學的取徑，提出生物醫學型塑陽剛氣質與感染者的身分認同，並透過政策與社會脈絡，理解感染者群體的社會生活如何可能。
“Budgets and Biologicals: The Bio-economization of HIV Governance” 一文探問經濟與身體如何相互形塑，特定經濟又如何排除了特定的身體。全球有兩種面對愛滋的方式：透過國際支持大量給藥，或者強調公私部門合作。後者被認為是具有市場效率的篩檢、治療方式，透過民間團體能夠更深入了解社區的狀況。老師以本體論政治以及經濟社會學中的展演性作為理論取徑。商品在不同行動者之間的交換並非事先給定，而是具有一個特定行動邏輯的框架。因此藉由上述的取徑，能夠看見在台灣脈絡下，科學知識、量化指標如何影響特定經濟與身體的形成，而經濟與身體又如何相互影響。
老師區分出三個時期的生物經濟。過去1980、1990年代對感染者的道德批判與排除，使感染者不願使用醫療資源，因此新HIV政策目標便是找出感染者，並讓感染者接受治療。接觸者追蹤經濟的邏輯將追蹤的責任賦予地方政府單位，而追蹤的績效指標影響其經濟資源。不過個案追蹤也使得感染者身分容易曝光，且感染者移動後，也會出現地方單位權責轉移的問題。2000年代國際組織開始強調擴大篩檢，行動邏輯轉變為血清經濟。所謂的疾病風險被認為存在於已感染，卻未知感染的個體上。此時台灣的政策為國家與地方NGO合作，由國家出資、NGO提供篩檢服務。但大量的篩檢卻犧牲了諮詢服務，使許多需要協助的感染者或非感染者遭到排除。2015年以後，病毒經濟的行動邏輯認為降低病毒量可降低傳染風險。不過這卻使醫院傾向服務願意配合治療的、低病毒量的感染者。透過梳理不同時期的治理邏輯，老師提出了HIV政策新的排除形式與本體論政治。新的排除並不像過去文化上的歧視，而是在不同的經濟中，生產出了不同的身體，又因此使得其他狀態的身體遭到排除。
五、學習歷程和方法論的思考：研究者與田野的關係
柏嘉老師在演講中分享其碩士班至今的學思歷程，其中許多經歷促使老師更加投入HIV研究，並與課題、田野、報導人建立更深刻的連結。
柏嘉老師分享到，大四時看著學長姊可以投入自身的關懷，便也開始思考自己的關懷究竟是什麼。在碩士班階段，老師投身於相當多的社會參與。例如野草莓學運、跟著學長姐成立的六龜訪調團了解莫拉克風災的災後重建、到香山做田野與產業口述史。碩二、碩三時投入HIV相關的NGO，在服務與培訓的過程中，了解HIV不僅是醫療與公衛議題，而是具有政治性，且往往不同的組織間對於HIV具有不同的理解。在參與NGO的過程中，老師開始去感受自身與HIV、AIDS的關係，也因此與這一議題有了更深的羈絆。
在博士班時期，國際化的系所使老師在學習與研究過程中接收到更多知識的洗禮。由於確認了從事學術研究的志向，博班時期忙碌於學習，多方接觸批判理論、後殖民研究、STS、酷兒理論等，同時也到不同的系所學習相關的知識。
如今柏嘉老師同時進行研究與社會參與，例如參與NGO訪談、參與書籍撰寫、藝術展等，並在其中體會到研究、教學、社會參與的相輔相承。
研究、教學、社會參與的過程中，老師對於情感、身體，以及研究者之於田野的關係有更進一步關於方法論的思考。柏嘉老師分享在研究或參與HIV工作的過程中，經常感受到不同的情緒，例如會因為感受到自己成為HIV工作社群的一份子而感到欣喜與團結感；因為可以在社會參與中學習到許多事情而感到興奮；但也會因為害怕在社群中說錯話、不知道可以帶給感染者什麼，或者不知道學界會如何看待此一相對邊緣的議題而感到焦慮。而研究中的不同情緒，部分來自研究者在多重邊界來回的情況。例如處於HIV工作圈、感染者、學界、人文社會與醫療公衛等邊界。
柏嘉老師使用女性主義的觀點說明情緒在知識生產中的重要性。老師首先引用Donna Haraway的觀點，其提出處境的知識，指出知識的生產是政治的、倫理的。接著老師又引用Alison M. Jagger的觀點，說明情緒在認識論、知識論上，有助於研究者看到不同的真實，影響研究者如何認識世界。由此，老師進一步引出一個問題：研究者如何可能認識與自身身不同的群體？
老師提出vulnerability as method：「差異之間的相遇產生vulnerability，也是認識差異的開始。」Vulnerability是一種開放的、受影響的狀態，藉此與不同的個體建立連結。報導人的vulnerability在於是否揭露自身，評估某些故事能不能說、怎麼說；研究者的vulnerability包含是否有能力與報導人建立關係，敞開自身感受一個議題，以及謹慎的實踐研究倫理。老師引用STS和女性主義的觀點，即認識是具身的實作。思考即是在學習如何被其他的個體所影響，而在這樣身體性的感受中，得以認識一個與自身有差異的群體或個體。因此在生產知識的同時，也是在生產新的關係與介入社會。
從自身的研究關懷、研究成果，乃至不斷推進的學思歷程，柏嘉老師於演講中分享了身為研究者、社會人，如何在社會參與的過程中持續感受與反思，使研究者與課題之間產生更加緊密的連結，進而讓學術研究更加深刻。
六、提問與回應
鄭頤同學（清大社會所碩士班研究生）提問：在“Budgets and Biologicals: The Bio-economization of HIV Governance” 一文中提到三個影響HIV治理的因素分別為科學發展、國際的衡量指標、我國疾管署因應的政策。除此之外，是否還可以納入其他面向的討論？例如當代影視作品、宗教、社會運動等。如何在研究上梳理出影響HIV治理的不同因素與層次，又如何決定選擇哪個討論的面向？
柏嘉老師回應：研究與書寫的操作上需要考量研究問題與文章篇幅。該篇文章為期刊論文的篇幅，因此只能納入幾個治理手段的討論。而該篇文章主要討論特定的經濟與身體如何形成，因此從直接相關的治理手段切入。
藍琨皓同學（清大社會所碩士班研究生）提問：認同知識論與存有論不可切割的觀點，但是關於存有論的思考似乎比較不容易呈現在研究當中，而是一種後設的思考。在學術研究上，如何呈現存有以及研究者與報導人的關係？
柏嘉老師回應：研究者的存在與田野的關係不一定總是呈現在文章中，但是思考這件事情有助於進一步了解、感受研究的課題。思考研究者的存在不僅僅是為了生產一篇論文，同時也是介入社會的方式。
楊天玉同學（清大社會所碩士班研究生）提問：如何將跨領域學科的研究寫得「好看」？個人的研究需要很多歷史資料的爬梳，但又想要避免讓資料的呈現變成家具型錄式的書寫。類似的文章可以如何書寫，讓讀者看到其中的活力？
柏嘉老師回應：學術寫作本身就是一門學問。可以參考優秀學術文章、公共寫作，並多加練習。
陳瑞樺老師（清大社會所副教授）提問：從事HIV研究要怎麼說明自己的研究關懷？如果研究對象不是HIV感染者，而是各式各樣的生命的話，那麼研究與生命的關係是什麼？提出vulnerability as method作為方法論的思考，但是如果vulnerability是一種會被觸動、被影響的「狀態」的話，要如何作為一種研究方法？作為一種方法，vulnerability要如何學習？
柏嘉老師回應：關於研究關懷，目前的思考方向與權力有關，包括生命如何被劃分為常規的／非常規的，哪些生命的狀態是邊緣的。當思考差異的政治時，實則為思考差異之間如何有共同生活的可能。關於vulnerability as method，vulnerability作為方法需要經過學習的過程，學習如何將身體與情感針對議題逐漸敞開。而vulnerability是一個什麼樣的學習過程，是未來可以多加思考的方向。
汪奇融同學（清大社會所碩士班研究生）提問：為什麼在老師的研究中要用本體論政治來描繪HIV治理，而不像過去的研究採用生命政治？
柏嘉老師回應：HIV治理確實可以用生命政治理解。不過關於如何做更多的追蹤、篩檢，特定經濟中行動者的思考框架是立基於某些HIV物質性的狀態（如病毒量、血清），這與特定經濟欲展演什麼樣的身體有關係。而這樣的思考框架與實踐有個政治的後果，所以欲較精確地使用本體論政治。在這樣的政治中，實作、指標都是重要的，以此說明特定經濟如何促動特定的政治性。
閱讀書目：
Tseng, Po-Chia. 2024.“Budgets and Biologicals: The Bio-economization of HIV Governance.” The Sociological Review 72(6): 1177-1192.
Tseng, Po-Chia. 2021. “Subordinated Agency: Negotiating the Biomedicalisation of Masculinity among Gay Men Living with HIV.” Sociology of Health & Illness 43(6): 1486-1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