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清華社會學系列講座｜文字側記】
「學／寫」作性別（II）：性別、知識生產與學術生涯
講座時間：2024年5月21日（二）14:20-17:20
講座地點：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C310會議室
演講者：周碧娥老師（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榮譽退休教授）
主持人：林文蘭老師（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副教授）
撰文者：薛瑀儂（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生）
前言
本學期社會學方法論課程安排的「清華社會學」系列講座，最終場邀請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榮譽退休教授周碧娥老師。本場次擔任主持人的林文蘭老師分別以「有力度的教育工作者」以及「有溫度的學術前輩」介紹周老師在日常生活和學術場域如何實踐社會學與女性主義的信念，以及周老師如何致力打造許多師生之間的教學資源和學術建制。
周老師首先說明她的學術歷程，是從「學」到「寫」，這項經歷也成為今天的講題主軸：「學／寫」作性別。周老師並非是社會學系出身，大學時就讀政治大學外交學系。然而，因應當時的政治局勢，以及女性外交官所面臨的結構性困境，成為她的第一個轉向；周老師出身於雲林農村的家庭背景，也使得她意識到工業化發展的社會，農業的收入匱乏以及農家的生活是相當困難的，這成為她的第二個轉向。基於上述兩個轉向因素，讓周老師決定去出國研讀「鄉村社會學」，目的就是為了瞭解臺灣的工業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對於農業會產生哪些影響，又將如何面對和解決。
雖然周老師曾於1970年代至美國留學，但老師坦言她對於美國當時蓬勃發展的婦女運動卻不甚了解，也沒有特別注意。這促使老師進一步反思自己為何對於當時的婦女／性別運動如此「免疫」？回想起自己過去的家庭成長與求學經驗，她自陳並沒有受到太多因性別而造成的差別對待，這或許也是老師當時對於性別議題較不敏銳的一項原因，而這也導致後來在她返國後的求職過程中的性別歧視完全沒有預期。周老師回想這個經驗，對她後來的學術研究與學界的自我定位有很大的影響，並以此作為本次演講分享的基礎。
本次的講題分為兩個主軸：第一、性別與知識生產，分別討論：（一）在女性主義社會學的發展過程中，個人的生命經驗扮演甚麼樣的角色？（二）性別與女性主義在社會學領域的圖像為何？第二、若將大學作為知識生產場域視為一個社會空間，而性別作為一項重要的分配因素，可能呈現出的社會關係與權力關係為何？
一、性別與知識生產：個人生命史作為分析的文類
關於個人生命作為分析文類，周老師指出個人經驗之所以重要，一則是來自生命史存在著「雙面性」在其中。如同C. Wright Mills在《社會學的想像》一書中提及的，我們要去理解個人的經驗跟歷史、社會公共議題之間的關係。但是，他卻沒有說這個歷史（history）是誰的history？誰的算數、誰的不算數？而女性主義就是要去討論在這之中被排除的人。另一則是當傳統社會學過度強調結構的同時，個人的能動性因而被忽略。這也是女性主義社會學對於個人經驗著墨較多的原因，女性主義同時為傳統社會學帶來許多挑戰。周老師分別提及幾位重要的女性主義社會學家：Joan Acker、Evelyn Nakano Glenn、Dorothy E. Smith，並從她們的個人生命史看見女性生命經驗與傳統社會學知識生產之間的斷裂。以Dorothy E. Smith為例，在學習社會學的過程中，她發現社會學討論的知識，都強調「秩序」與「客觀」。但是，她在學習與就業過程中所經驗到的卻是一個不平等的、被壓迫的經驗；且女性社會學家的生活世界並非秩序的，而是同時性的。由此，Dorothy E. Smith提出「意識的分岔」（Bifurcation of Consciousness）作為批判傳統（男性主流）社會學知識生產的起點，以檢視學術概念與自身經驗產生的斷層，成為新的知識得以切入之處。Dorothy E. Smith賦予女性主義社會學的重要使命，便是翻轉過去社會學家所主張的客觀的立場作為知識生產的方式，以及他們所處的、由上而下的知識生產方式。她認為只有從日常生活中被壓迫的經驗出發，才能生產解放的、賦權的社會學知識，並且藉此才能真正達成改變社會不平等的處境。
周老師也與我們分享她的個人經驗與性別意識開啟的互動關係，在周老師回臺灣後的求職歷程與第一份工作經驗，由於她並非本科（社會學系）畢業，以及她的女性身分（妻子、母親等），使得她在求職與就業過程中遭遇許多挫折與不平等待遇，例如被要求由專任改為兼任教職，甚至因為她當時不願妥協的決定，使得她在社會學界受到排擠。這些日常生活中遭遇到的不平等經驗，也使周老師意識到這與她所想像中的（臺灣）社會學界是不一樣的，並打開了自己的性別之窗，也開啟了她「學」性別的過程。這些生命中的斷裂經驗，導致周老師轉換原有的社會學的知識生產路徑，進而成為女性主義社會學家。
二、「學」作性別：美國社會學與臺灣社會學的性別概況
不論在美國或臺灣，「性別」或女性主義在社會學界從來都不是自然發生，而是一場革命！
周老師回顧美國社會學界的女性主義革命，從1970年代開始鋪陳，其中尤以Jessie Bernard和Alice Rossi為關鍵人物。一直到1980年代，透過前段提到幾個重要的女性主義社會學家的個人經歷，促成她們對於知識與社會學的檢討，之後，許多女性社會學者的努力，經由著作，成立女性社會學者團體與組織，並發行性別學術期刊，這些出版與努力促使女性主義社會學在1980 年代美國社會學界有了重要的發展：從（主流）社會學的平等中看見（性別）不平等，從女性主義方法論的觀點中，討論知識生產在強客觀與弱客觀之間的差異（見圖1）。
圖1：70年代美國社會學界的女性主義革命
資料來源：周碧娥（2024）「學／寫」作性別（II）：性別、知識生產與學術生涯。講座發表於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社會學方法論課程。新竹：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2024年5月21日。
周老師接著從女性社會學者在臺灣社會學界的發展，描述與說明社會學做為一個學科領域，其所呈現的性別圖像。總體而言，女性在臺灣社會學發展中的能見度不算高。例如，在七十年的歷史中（1951─2024），不論是臺灣社會學會的女性理事長，或是女性理監事的數量，皆只佔了一小部分。例如，女性理事長共有5位、第一任女性理事長是1990年，也就是學會成立50年之後，才有第一位女性理事長！臺灣灣各大學的社會學系師資性別人數，也呈現以男性為主的性別概況（見圖2和圖3）。就女性學者在大學院校或研究機構的比例來看，在近20年，女性的比例雖有提升卻仍然偏低，由2005年的25% 提升到37.6%。最後，就知識生產而言，以近20年的臺灣社會學界的論文來看，其中以性別為主題（subject）或與性別相關的論文、其比例並沒有太多的提升、大約佔五分之一（23%）
這些現象促使周老師進一步思考，以學院作為權力結構，性別關係顯現出了甚麼現象？
圖2：臺灣社會學會的性別圖像
資料來源：周碧娥（2024）「學／寫」作性別（II）：性別、知識生產與學術生涯。講座發表於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社會學方法論課程。新竹：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2024年5月21日。
圖3：臺灣社會學系所的師資性別圖像
資料來源：周碧娥（2024）「學／寫」作性別（II）：性別、知識生產與學術生涯。講座發表於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社會學方法論課程。新竹：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2024年5月21日。
三、性別與學術生涯：學術／院作為權力空間
自二戰以來，高等教育中女性學生的人數已經超過一半，女性得到博士學位的數量也日益增加，但相較於進入學院從事教職的人數，仍然是少數。特別是當層級（講師、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行政主管、院長等）越高，女性的數量和比例就越低。周老師透過國立清華大學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的資料，以清華大學為例，說明不同學科專業師資及研究人員不同層級職位的性別分配概況及升遷情形。透過清大性平會的數據，可以發現女性受到高等教育的機會比以往高出許多。在受教權上，基本上可以說已沒有太大的性別差異，但是在受教的結果、報酬、職級、升遷機會上，卻仍然存有很大的性別差距（見圖4）。
圖4：清華大學教職員人數現況表
資料來源：周碧娥（2024）「學／寫」作性別（II）：性別、知識生產與學術生涯。講座發表於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社會學方法論課程。新竹：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2024年5月21日。
除了統計數字的比較外，周老師進一步提出以大學作為一個社會空間，探討其中的社會關係與權力分配，如何受到性別的影響？例如：在大學的空間中，不同性別如何想像他／她與權力的關係？這個空間對他／她來說，是友善的還是不友善的？其中男性與女性就業者會各自呈現何種圖像？是否有性別之間的差異等問題，這些質性資料的結果將可進一步解析性別在學院權力結構與學術生涯發展的圖像。假若女性沒辦法進入高等教育知識生產的權力關係中，對於社會的解放、主體的建構、女性的發聲等，其效力是有限的 (Crimmins 2019)。此外，學院作為一個傳遞知識的地方，周老師認為教學學科建制對於知識的傳承是相當重要的一環，這也是她投身於性別教育場域，以及推動台大「婦女研究室」、清大「性別與社會研究中心」及成立第一個「性別研究專業學程」的重要原因。她認為唯有透過在高等教育建制「性別」課程與「性別研究」領域，取得合適的資源，培育更多的人才，性別作為重要的學術領域才得以延續，性別平等的目標才可望達成。
提問與討論
林文蘭老師首先回應周老師當年的求職經驗，並分享自己來到清大之前的求職經歷，也曾因性別議題而遭遇不公對待。接著請教周老師曾於1985年投入台大婦女研究室的經驗為何？周老師說台大婦女研究室並不隸屬於任何一個教學單位，因此沒有任何的教學機會。周老師認為透過建制與教學才能使性別研究得以延續與傳承，因此她後來選擇離開中研院來到清大，在1989年成立「兩性與社會研究室」（目前已更名為「性別與社會研究中心」），並致力於性別議題的教學和傳承。
陳香婷（清大社會所碩士生）請教周老師如何看待性別（研究）成為與社會學分開來的知識分類？並且，當性別研究成為另一項專業時，會不會又造成另一種與日常生活中的斷裂？周老師指出性別研究發展的起源，就是為了證明性別是被建構的，因而性別是可以有很多種不同的樣貌。此外，性別研究要探討的是性別在社會的發展過程中，為什麼會變成這樣的一個分類，而不是其他的分類？性別如何被建構，以及如何成為一個社會分類的範疇。周老師接著說明女性主義的發展有其階段性，起初是強調女性作為被壓迫者，隨著不同的階級與族群受到矚目，女性主義所關注的對象與討論，已不僅限於將性別作為唯一的受壓迫對象。
黃彥瑜（清大社會所碩士生）請教周老師是否可以給予正在學習性別研究，且感到迷失的學徒們一些建議？並且分享自己在日常生活中實踐女性主義的同時，卻因身處的社會結構或特定的行為，使自己陷入罪惡感與背德感當中。周老師說明，女性主義並非一成不變，過去認為女性主義具有的教條式宣稱，實則是對於女性主義的污名。周老師提醒，不同時代有其歷史階段與社會背景的脈絡，我們反倒要去解構女性主義非得是怎樣的形象。女性主義是複數的feminisms，不是單數的Feminism。
鄧健行（清大社會所碩士生）提出當性別研究成為被劃分出來的子領域時，革命該如何進行？接著他分享自己身為生理男性跟女性主義之間的關係，提到生理男性的身分似乎成為原罪，究竟可以站在甚麼樣的位置去討論性別議題？周老師首先回應性別研究作為社會學的次領域，其知識論立場已建立一定的位置，具有其發展空間，而性別研究發展至今，也有了一定的規模，累積相當的論述基礎與辯論空間。革命已然不是此刻的重點，這也是周老師強調建制的重要性，當有了空間、資源、能力，得以讓性別研究持續發展。關於第二個問題，周老師認為女性主義已有許多不同的流派與討論空間，其中立場也有相當的差異，各自有其擁護者。周老師認為跟立場不同的女性主義者進行討論是有益的，但未必要以說服對方為目的（這是不容易的，或不可能的）。文蘭老師也提醒，討論應是針對特定的議題，而不是因為自身的身分去推論自己是否有權利針對這個議題進行討論。
張翊（清大社會所博士生）提問為什麼「社會分析基本著作」這門必修課當中，其中一本經典是《第二性》？這幾年有一些針對此課堂文本的討論，有些人認為《第二性》不夠社會學，因此他相當好奇當初為何選擇《第二性》？周老師說明《第二性》並非她選擇的文本，但她本身也不反對這個選擇。接著她反問甚麼才是社會學的書？甚麼才是社會學的經典？她認為之所以會有這樣的爭議，一部份的原因是因為Simone de Beauvoir並非社會學者，但是從文本中討論的議題、採取的方法，周老師認為它就是社會學，並指出當社會學家在性別議題缺席時，就需要有其他人來補足這個空缺之處。
這場精彩的講座，周老師從個人生命史、美國和臺灣社會學界的學術發展與性別概況，帶領與會者進一步反思學術／院如何作為資源分配和權力空間，以及性別研究的教學和建制的重要性。她期勉修習社會學方法論這門課程的研究生，應該多加認識女性主義的知識論與方法論。
參考書目：
Crimmins, G. (ed.) (2019) Strategies for Resisting Sexism in the Academy: Higher Education, Gender and Intersectionality. Palgrave Macmillan. https://link.springer.com/book/10.1007/978-3-030-0485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