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清華社會學系列講座｜文字側記】

威權演化與方法變革：中國研究的個人經驗、歷史發展與未來展望

演講日期：2023年5月30日

講者：林宗弘（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國立清華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主任）

紀要整理：羅琪玟（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生）

 

2023年社會學方法論清華社會學系列演講的最終章，由清大社會所與中研院社會所合聘教授林宗弘，以自身於中國研究領域之學思歷程為主軸，與初入社會學研究的研究生們分享所思所想。

從關注臺灣勞工處境出發踏入中國研究

林宗弘大學時期開始即參與勞工陣線，於專職工會會務人員經驗中接觸勞資爭議，其中多數係處於台資關廠歇業遷廠至中國長三角或珠三角情景下。為更好了解「中國」，於2004至2009年間進入聚集了吳曉剛、潘毅及蔡永順等著名中國研究學者的香港科技大學，開啟博士訓練。^[1]

進入香港前「既不認識香港、也不認識中國」，講者表示自身對於中國研究的理解始於和香港科大老師與同學的互動。香港科大優勢在於，得以和師生一起做最前沿中國現實議題研究，如：中國綜合社會調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CGSS）即為香港科大及中國人大合作首次於2003年進行第一次城市社會調查。不過，「社會科學部」中並非典型社會學訓練，共同必修僅有方法論、質性研究與量化研究等3門方法課程。因此，林宗弘也指出，自身社會學理論訓練更多來自於碩班於清大社人所奠定，在香港科大更多學習量化方法、政治學與經濟學相關課程。

以中國社會變遷為核心關懷

以中國社會變遷，包括氣候變遷、災難、國際關係等外生變量及經濟發展、階級與社會不平等、公民社會等內生變量，對於中國長期政治變遷及其影響和對台灣可能影響等，為講者對於中國研究的核心關懷。

圖1 林宗弘的中國研究核心關懷

2000年以前，對於中國之研究或可透過田野描繪某一城村或工廠做為中國縮影，研究其運作機制或邏輯，進而推論於中國，甚至臺灣也曾於難以進入中國時期被西方國家視為「中國社會文化變遷研究實驗室[2]」。然而，此一「以小見大」宣稱於2003、2004年起恐已不適用，講者認為，「（中國研究）講的是13、14億人的事，不可能用一個村子進行推敲。」實際上，中國內部異質性大。

那麼應該如何做中國研究？可由全球資料庫資料進行跨國比較，可以更清楚了解臺灣、香港及中國於世界的位置及特徵。若從人均GDP、購買力平價、國家能力及社會不平等而言，中國仍遠遠落後於已開發國家，就此而言或可減低對兩岸局勢之焦慮。而國民黨全盛時期於臺灣黨員比例及新加坡人民行動黨員比例，實際上皆高於中共黨員比例，可見中共作為威權國家對於社會滲透並非最強。

然而，即便中共治下中國經濟表現不是太好、國家滲透不見得最強，但林宗弘認為並不表示可以對於中國政局變化樂觀。講者以Svolik透過全球資料庫分析各國民主化討論指出，過去半世紀絕大多數政體變革多由政變造成，然而由民眾推倒政權並不意味著會民主化，「習近平被暗殺的機率，不小於中國民主化的機率。」

「研究中國，幾乎等於是研究了1/4至1/5個世界，不可能逃脫數字世界，即便是平均值都有其意義。」林宗弘表示，對於中國需要有些數字概念，對於全中國的理解才可有較明確認知。

發展中國轉型分析框架

林宗弘過去對於中國社會變遷的關注，包括但不限於戶籍制度下城鎮工作分配體制崩潰、全球商品鏈下碎裂化管理權對內部勞動市場及勞資關係和工人抗爭之影響及網路管制機制等。演講前3份指定閱讀[3]及演講中提及其他著作即運用不同研究方法、扣合此些關懷。

戶籍作為階級基礎？

雖然臺灣也有戶籍制度，然而其對於人的控制遠遠不及中國。林宗弘以中國學者來臺必訪2景點說明兩岸於戶籍及地權安排存在極大差異：其一為「戶政事務所」，體現臺灣民眾變更戶口流程快速簡便；其二為中研院內一塊未能徵收田地、僅能以租賃方式使用，展現不同於中國土地僅有地上權而經常輕易被強徵之情。

指定文章中，林宗弘及吳曉剛將農業/非農戶口視為當代中國階級基礎之一，並主張中國戶籍制度將因資本主義轉型而鬆動。然而，林宗弘於演講中指出，此係當時錯誤判斷，戶籍制度視為剝削機制進而作為階級基礎，在計畫經濟改革之後就漸漸消解，無法直接用城鄉生產剩餘剝削來研究。後續更花費近10年時間將戶籍制度置於歷史制度論下思考[4]：若將戶籍制度視為中共統治工具則此制度即不易崩解，習時期起戶口制度轉化為大城市本地戶籍的優勢。

全球商品鏈底層的影響？

富士康作為地球上最大製造商，於中國最高峰有130萬人參與iPhone製造，人數遠遠高於第二大製造商Toyota的44萬人，然即便如此，中國作為全球商品鏈最底層，其製造iPhone所需人事成本僅僅占售價之1.8%。而富士康在此情況下，發展出以事業群為單位、得使百萬人相互競爭適者生存之「碎裂化管理權」制度。具體而言，同一工廠下不同事業群可以相互搶單、搶人、搶地，當事業群成功搶單後係在封閉情況下完成訂單，不同事業群間資訊不流通，加上管理幹部臺灣/中國二元族群不平等情況，共同塑造高壓結構。高度競爭下，原先僅集中於管理層之壓力便以組織內部安排方式壓至勞動過程中，造就「每天招募3至4千人，但同時每天也有3至4千人離職」之情。林宗弘等人將此稱為「製造自殺」（manufacturing suicide）之全球分化專制主義體制[5]。

對於中國多方多面的關注，林宗弘發展出一組對於當代中國的轉型分析框架（如圖2），討論政治、經濟及社會領域於毛時期、改革開放初期、九二南巡後及習時期之轉型變化。講者亦立下目標，未來有機會將此框架發展為中國研究教科書。

圖2 林宗弘所提中國轉型分析框架

中共對臺政策與兩岸關係

然而，實際上自2017年起，中國研究面臨緊縮之情，如：中國研究學程師生田野進入中國時即開始碰到勞工及環境NGO相關議題愈來愈難找受訪者、訪談亦愈來愈祕密化情形。在此情況下中國研究將如何進行？整理講者所言大致有四：其一，運用現有跨國資料庫數據或中國社會調查；其二，運用爬蟲技術分析爬蟲數據；其三，透過網路或跨海電話進行調查；其四，朝中國對台影響轉型。然中間二者須面對資料可用性及樣本結構偏誤等困難。

結語

演講最末，講者鼓勵研究生，理論學習上，有機會可以學習不同學門如何以不同視野看待相似問題；方法上，若有機會則最好可從質性研究開啟對中國社會探究，然亦無法僅停留於此，運用統計與量化研究提供草圖或可與世界互動、歷史比較視野則可用以拓展平行時空下可能性。

以講者於演講之初所言蔽之：任何學者無論處理兩岸三地何種議題或問題，若關心夠久皆須運用各種武器（即所有社會科學工具）理解，不可能僅憑單一方法。「中國的未來發展及其後果」作為本世紀最大問題，更是需要社會科學研究者們拿出所有工具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