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23年3月8日（三）

■時間：12:30~14:00

■地點：人社院C306

作者：蔡承翰

修訂：黃建樺

 

前言

本次清大社會所邀請到台大社會系的吳嘉苓老師來分享她新出版的英文專書Making Multiple Babies：Anticipatory Regimes of Assisted Reproduction。吳嘉苓老師作為台灣性別與醫療的研究學者，從早期的助產士、不孕汙名，到這次的新書關於助孕科技的書寫，觸及了醫療社會學還有科技與社會領域重要議題的討論。

        近年來，人類孕產多胞胎的比例前所未有的高，比起1980年代高了三分之一，而服用刺激排卵的藥物以及試管嬰兒的多胚胎植入(IVF)等助孕科技是當中的重要因素。講者在一場科技與社會被韓國學者河政玉問到，在1998年的統計中，為何台灣在IVF技術使用上，平均植入的胚胎是世界最多？高達4.07，相鄰台灣的日本在比例上卻是世界最低。這個詢問引發了講者的好奇與研究的動機。作為平均植入最多胚胎與最高比例多胞胎國家的台灣，這些助孕科技使得女性經歷了不同於以往的生產經驗，社會科學研究該如何去理解這些發展？

在助孕科技的討論中，講者提出了兩個概念來解讀：首先是Hope technology，當1978年人工生殖科技的出現，給予了不孕者一個希望，當然一個醫療技術是否成熟可廣泛使用，成功率就成為了討論的焦點，早期是以懷孕率來計算，因此植入多個胚胎會使得成功率有所增加，由此而生就是多胞胎大量的出現，不過在這些「奇蹟」、「好事成雙」敘事的背後，那些對母嬰健康上造成的危害跟風險似乎不被看見。

另一個概念即是Risky Medicine，科技的副作用在風險醫療的概念中被呈現，無論是實體的健康風險增加抑或是對於不孕的醫療化，都影響了整個社會以及人類的生育。當「治療」生育成為可能時，不孕就成為了一個生理上的缺陷或社會的為難，醫療化的行動就進入了生育的活動當中。實體的風險撇除孕產病、子癲前症等，多胚胎的妊娠就是一個風險，影響著母嬰的健康狀況，因此多重的行動者在此加入，包括公衛學者、健康經濟學家、小兒科醫師、婦女健康學者與女性主義陣營皆質疑過度注重成功率而忽略產後的一系列照顧成本，期望將活產等後續健康也納入成功率的討論中，醫界才通過單一胚胎植入來回應這些疑慮。不過，在此還有一個新的技術進入，即是減胎，通過技術減少存在於體內的胚胎數量雖然有效的防止了多胚胎造成的風險，但卻也形成了新的健康與道德風險問題。

主要理論概念：Anticipation

在這些討論之下，講者提出了預想(Anticipation)作為更加貼和現象的概念，STS領域認為預想是一個近年來新出現的一種人類的狀況，人們會預想美好或災難的未來，並在當下行動（心智狀態的新重點），並配合知識生產上比過去更有能力進行機率計算，使得我們得以預測以及採取最佳化的行動（知識生產的新重點），接著集體要採取何種策略來因應這些狀況，情感在當中成為了重要因素，恐懼、希望與各種不確定性動員著人們去選擇與支持特定的行動。

在助孕科技的預想體制中涉及了各種權力的布局，醫學界渴望突破、承諾的市場效益、科技使用者的希望投注等，多胞胎就是一個很合適討論預想體制的案例，講者將預想體制分為兩個部分，第一個是預想的治理，即如何去思考這件事情？怎麼處理這件事？有哪些行動者在其中？有什麼樣的規則？過程和機制的狀態？另一個則是預想的勞動，除了經歷生產，更包括了在當中如何行動如何思考，以及對於預想一個更好未來所付出的行動。在IVF的案例中，不同的行動者都採取了不同的預想方式：早期的科學家與媒體，預想的是一個成功的生產；當進入商業化時，診所等機構愈想的是一個成功的機率以說服顧客；但隨著各種危險的出現，公衛學者、女性主義者與部分醫師預想的是一個風險；最後一些反思的科學家與醫師，以及後續主持規範的醫學會則預想了一種降低風險但期望保持成功率的預想，即減少胚胎的植入。

演講後半比較台灣跟日本對於IVF的預想，通過預想的分析，呈現作為最高與最低的胚胎植入量的國家的理由。講者指出，當我們在設想技術的發展時，對於國家的社會秩序、社會特性的想像會影響對於技術的發展想像，進而影響人們預想與選擇的行動，在地會選取一個可以回應國內狀況的全球規範使用。講者通過國家的社會技術想像(national sociotechnical imaginaries)這個概念進行台灣與日本的分析。

日本：預想風險

        在日本，對於IVF的預想主要以風險為關鍵，講者認為來自於日本社會過去對於醫療化以及醫學技術的懷疑（汞中毒的社會創傷、心臟移植手術腦死的案例等爭議），當第一個試管嬰兒於1983年誕生後，社會對於此充斥著不安，在新技術之下產生的生命是否會有功能上的損傷，醫界為了謹慎的使用新技術以及回應社會的不安，逐漸形成了一套倫理準則以及相關的學會作為醫界自律的模式，IVF技術的使用就以學會作為主導，倫理準則、診所申請與執行上的報備都體現了日本社會與醫學界對於新技術的謹慎。而1986年的減胎爭議，也引發了關於醫師墮胎的相關爭議，為避免往後繼續產生爭議，於1996年（全東亞第一）發布指引規範胚胎的數量以及減胎的使用。不過減少胚胎植入量意味著增加了懷孕的成本，由此引發的爭議剛好在政府因應少子化推動試管嬰兒的補助之下，學會借力推動單一胚胎植入，扭轉了政府的財務分配，將後續照顧的成本降低，投注到進行單一胚胎植入所增加的成本當中。在相關人民團體的監督之下，日本達到了最高比例單一胚胎植入與最低比率多胞胎的結果。回顧整個過程，日本對於IVF的預想風險，他們的單一胚胎植入策略得以推動。

台灣：寄望第一

        在1971年之後，台灣在外交上挫敗，追求第一成為了台灣重建信心的方式，體育、經濟發展以及科技都成為了目標，即便在試管嬰兒上，亞洲在台灣之前就成功的國家高達三個（日本、新加坡、印度），但仍然在1985年的首例試管嬰兒成功時以亞洲第一自居，至今多數國人依然以此為傲。相較於日本的減少報導，台灣則是全力的報導，分享榮總做為台灣第一個成功的案例，在對外的呈現上，也以試管嬰兒IQ特別的高等正向的論述主導，而略過可能帶來的負面問題，即便母嬰死亡的事件並非沒有發生，但也都僅止於一日的新聞，沒有產生出爭議，媒體與醫界在意的是誰的技術第一，即便孩子出生後需要住在保溫箱，但仍舊以喜訊的方式傳遞消息。相對於日本，台灣在減胎上並未造成太大的爭議，作為一個新的技術，可以確保在植入多個胚胎增加成功率的同時，通過減胎減少胎兒的數量，這些醫療行為被包裝在理解當事人的痛苦，幫助他們早日懷孕生產之中。在IVF的技術管制之中，國家處理法律制度與社會性的制度，而關於胚胎植入的事情則是交由醫界處理。

        直到了2000年，高比例的早產與低體重的新生兒的問題才開始受到一部分的壓力團體重視，早產兒基金會在一個多胞胎母親的案例下展開了要求醫界改革的行動，2005年推動的人工生殖法，是台灣第一次自我管制，但因為醫界長期與美國貼近，在制度上也參考美國的政策，以美國的數量加一為準（美國在私人健保的背景之下，管制相對寬鬆）。最後在諸多政策攻防結束後，法令規範為四個胚胎，就無法如同其他國家一樣推動單一胚胎植入。

結語

        預想治理在書中呈現出了一個三層角力的分析架構：首先，不同行動者如何界定特定面向的預想，並以此展開行動；其次，科技發展的國家社會技術想像；最後，是全球–在地的互動，在地選擇特定國際規範、科學證據，以符合在地的特定利益需求，通過這樣的分析架構，上段描述了講者在書中分析台灣與日本在面對IVF技術的不同預想。 作為研究的結尾，講者提出了台灣對於IVF的新的預想體制的建議，認為台灣的成功率計算，應該要將婦女的健康以及減少早產兒放在前面，減少後續醫療照顧的花費呈現一種新的健康經濟。

現場提問紀錄

Paul（清大社會所碩士班學生）提到在台灣助孕科技的推動會不會像是晶片一樣，有這著國家利益為導向的建設？以及台灣醫師在社會上的地位比較高，當有壓力團體質疑相關技術時，會不會引起社會以及醫師團體的反彈呢？吳嘉苓老師認為這個案例不是國家刻意採取策略，主要是各大醫院試圖追上國際趨勢，雖然國家在當中也並非沒有產生影響，像完成首個試管嬰兒案例的榮總，在當時台灣處於家庭計畫的時候卻可以採取助孕的醫療技術研發，經費來源即是國家的給予，但仍然是以醫院作為技術的突破者，比較不會是國家。關於醫師地位的問題，講者認為在比較技術面的討論時，比較缺乏了解技術細節的公民團體，因此比較少出現監督這些高科技或醫療技術的狀況。

吳易澄醫師（現任新竹馬偕紀念醫院精神科主任暨主治醫師）提出在決定技術發展的時候，除了國家的因素之外，會不會有更多細緻的東西可能造成影響，像是宗教、文化等，像是moral society或是佛教不能殺生、基督宗教對於墮胎的排斥等。吳嘉苓老師覺得宗教的部分確實在受訪的個案中有大量的出現，醫師也並不是只為了賺錢，他們在過程中也都試著同理對方的痛苦，但女性的痛苦如何形成的卻沒有被考量在內，不同的身分在進入到這個技術時都繪有著諸多的困難，無論是制度上或是文化上的考量，但成功後的歸因往往很多樣，中醫、算命、神明等都會是其中的因素。文化上，講者認為台灣現在不婚不生的風氣已經減少了那種一定要生育的壓力，因此留下來進行的都是有比較高的需求來進行的，目前並沒有對於文化跟宗教上有更多的描繪，講者也期盼後續有研究者可以繼續開創。

現場工作人員代替線上的鄭志鵬老師（現任清大通識教育中心、清大社會所和聘副教授）提問，首先，在有上限的植入胚胎數量之下，選擇的因素可能會是什麼？其次。符合台灣國情的預想體制會是什麼？講者認為台灣因為法律管制上較為寬鬆，大家有較高的空間可以追求極大化的成功率，目前以互動協商作為數量的考量標準，但應該要有更清楚的規範來處理植入數量的問題。符合台灣國情的預想體制，講者認為重要的是重新界定成功率，重新看待整個財務分配的狀況，目前的狀況是前端的部分自費，但後續的照顧則由健保提供，將生產科技當成產業的狀況就會變成整個財務分配狀況變的非理性，反而應該將風險下降，把後端照顧的費用補貼到減少胚胎植入所增加的成本之上。

洪意凌老師（現任清大社會所助理教授）談到專業是否會中介了道德的想像，日本對於技術的想像是死亡的恐懼，但台灣似乎就不是，減胎的做為反而是減少了道德壓力，專業技術如和中介道德與價值？講者認為日本的學會組織較為緊密，遵從制度的強度比較高。但台灣不是，台灣的指引比較是讓大家相安無事，不要為難到其他人，因此相對於日本的自律，台灣的比較是避免影響到他人。關於減胎方面，日本因為之前減胎引發的爭議，使得減胎與醫生不遵從規範的負面印象結合，反而造成了有需求的人無法得到技術的協助；台灣的醫學會則沒有這種約束力，媒體也比較偏向發布醫院給予的新聞資料，因此在減胎上較沒有承受道德的壓力。